巴羅博瀑布

圖文：蔡日興

巴羅博瀑布

第一次聽到「巴羅博」這個名稱，是在1989，我18歲那年，一場登山社的幻燈片欣賞。那時社內的學長姊，用這三個字來稱呼一個位於南投縣信義鄉深山之中的瀑布，有時也開玩笑用諧音說那是拔蘿蔔大瀑布。

這落差數百公尺的，超過九層的壯觀瀑布，位於這島嶼的心臟地帶，很少人知道它的存在，更少人曾在近距離欣賞它。那天一看到幻燈片，我立刻就把它放入今生必訪地點的清單中。

但那時，「巴羅博」這名稱只跟其他「百岳全集」裡那些繞口的山名一般，我聽過，習以為常，我記得，但並不深刻。之後很長一段時間，我混用「巴羅博瀑布」和「九華瀑布」這兩種說法，從未注意到有何差異。

直到最近這幾年，我才終於明白「巴羅博」這個名稱真正的意義。

「巴羅博」(Palub)是台灣原住民布農族「丹群」的一個舊社名稱。布農族又可再分為五群，除了巒群，其他郡、卡、丹與卓四群的中譯群名，都是取其開基祖的姓名發音，再簡化用單一個漢字來表示。丹群的名稱就是取自其開基祖Vatan，中譯簡化為一個「丹」字。

很多人以為幾千年來，台灣山區一直都是均勻地布滿原住民部落，其實不然。泛泰雅系統與布農族人，都是在1624年荷蘭人來台之後，才開始大遷徙，為這島嶼的各山谷填補人煙。大規模遷徙取得更多耕地和獵場後，他們從兩個小族，發展為台灣原住民之中人口數僅次於阿美與排灣的二個大族，這是日治時期學者早已調查出的事實。而這一波拓展之所以能成功，我個人推估跟貿易帶來的工具有所關聯，因此他們取得了更為強大的力量，去面對山區自然環境的種種挑戰，最後他們成功地繁衍血脈，壯大民族。

根據日治時期學者馬淵東一在1930年代所做的口述歷史調查，丹群的開基祖Vatan是在1700年前後，從巒大社循著濁水溪支流往上游方向深入，遷徙到一處可俯瞰兩溪匯流的高位河階平台定居，並開創以他為名的丹群(TakiVatan)。這處平台後來發展為丹群的「大社」(Asang-daingaz)，或說是母社，也就是「丹大社」(Asang-Vatan)。

而〈高砂族調查書——蕃社概況〉（註一）記載，巴羅博社是在1810年左右，由兩戶人家共7人從丹大社分遷過來而創立。百年之間，巴羅博社繁衍茁壯，人口與戶數均增，成為一個百人等級的部落，以當年布農族人散居各河階地的習慣，它算是一處頗有規模的聚落。（註二）

在丹大社下方交匯的這兩條溪流，一由南來，一由東。巴羅博社的地理位置，就位於這條南來溪流東側山坡上的舊河階地，其面積接近丹大社的下層平台，這或許可以解釋巴羅博社的聚落規模以及其重要性。

當時布農族人並沒有為山川逐一命名的習慣，所以日本政府繪製地圖時，主要參考大清國時期任命的「通事」（註三）對於原住民控制地域的山川稱謂。但基本上這些中文用字，還是對應到原住民的地名發音。

在丹大社下方交匯的兩條溪流，南來者日本政府稱之為「巴羅博溪」（註四），而東來這條，以及二者匯流之後的河段，都被日本政府稱為「丹大溪」（註五）。〈高砂族調查書——蕃社概況〉之中就記載有巴羅博溪與丹大溪這兩個名稱。而日治時期民間的台灣山岳會，也同樣使用巴羅博溪這稱呼，去描述登山行程。

現在我們可輕易從等高線地圖判讀出，過了巴羅博社的更上游，有一個位於巴羅博溪主流的，總落差數百公尺的多層大瀑布，它最順理成章的名字，當然就是「巴羅博瀑布」。

---

但日治時期的等高線地圖，從未清楚顯示出巴羅博瀑布的存在。

1916年發行的「蕃地」五萬分之一地形圖，已清楚標示「合歡瀧」，日治時期也有發行合歡瀧的風景明信片，顯然日本人對於台灣有哪些代表性的大瀑布這項議題，是非常有興趣的。但主持蕃地地形圖量測工作的野呂寧，為配合總督佐久間佐馬太所計畫的「太魯閣戰爭」，將測量重點放在北部泛泰雅系統的地盤，南部布農族人活躍的山域，就只進行了粗略的調查。以蕃地五萬分之一地形圖最終所呈現的，顯然野呂寧所派出的測量人員，完全不知道巴羅博瀑布的存在。

1914年太魯閣戰爭結束，北蕃歸順，旋即在1916年又發生「大分事件」，而這次換成南蕃，亦即布農族人的叛變。爾後反抗軍領袖拉荷阿雷遷出，創立玉穗社與日本政府對峙，直到1930年才歸順。

拉荷阿雷所率領的這場反政府行動，造成1924年發行的陸軍陸地測量部（通稱「陸測」）版本五萬分之一地形圖，在台灣南部山區有大片的「測量空白」，而巴羅博瀑布就落在此地圖空白區域內。顯然，陸軍陸地測量部的人員，沒機會從近距離觀測巴羅博瀑布。

日治時期的文獻資料，只有台北工業學校的千千岩助太郎教授，在1937年的一趟登山行程中，曾留下關於此瀑布的描述。這篇文章至少有發佈在報紙、台灣山岳會的會刊以及台北工業學校的登山社刊物三處，但因為語言隔閡與資訊傳遞的斷層，1945戰後台灣的漢族登山者，雖有人曾看過這篇文章，卻一直沒有正確解讀出這些語句（註六）。因此，林文安與邢天正等等百岳時期之前的所謂登山圈四大天王，從來都沒有提到過，也沒有注意到巴羅博瀑布的存在。

或許，二次世界大戰末期，美軍的偵查與空拍機組成員，還有中華民國政府接收台灣之後的航測人員，是繼千千岩助太郎教授之後，除布農獵人之外，極少數曾在近距離見過巴羅博瀑布的人。

1945年戰後，台灣的森林開發方式大幅改變，改採大卡車來運輸原木，為此山區陸續開闢許多條林業道路。而隨著孫海林道不斷深入，巴羅博瀑布更容易被看到了。林道工程清開了被森林所阻擋的視野，從孫海林道的邊坡向南遠眺，雖然距離有十多公里，也只能看到最上面兩層，但，那確實就是巴羅博瀑布。

1970與80年代，有些登山者曾在搭車前往六順山七彩湖登山口的路上，看見過巴羅博瀑布，然而只有極少數曾認真思考過它是誰，它的位置究竟在哪裡。這當中最認真的那位登山者，正是岳界前輩吳澄寬。

1977年，千千岩助太郎將當年在台灣參與過的登山行程，集結整理後出版了《思い出の山々》（群山的回憶）一書。這本書總共只印了七百本，但吳澄寬前輩特別取得了其中一本。

1988年5月，千千岩助太郎教授生前最後一次來台灣，吳澄寬先生特別前往請益。隨後不久的某一天，吳澄寬前輩拿起他手上的《思い出の山々》這本書，對我們台大登山社的學長們，解釋千千岩助太郎當年寫下的這段描述：

「不久抵達很可怕的碎崖地。對面剛徒涉的溪流下游，有數層瀑布落下。飛沫呼雲，從溪底滾滾地湧上來，其壯觀莫可名狀。但因在雨淋下橫切地盤鬆弛的斷崖，因此無法慢慢欣賞。」

當時千千岩助太郎教授所見者，就是巴羅博瀑布。

晴天時，千千岩助太郎所應見之景象。向《丹大札記》中陳永龍學長的照片致敬。

受到吳澄寬前輩的啟發，那年9月，台大登山社的一群學生，立刻組成一支隊伍，前去探索這神秘的巴羅博瀑布，該隊的領隊是倪其彬。他們跟隨著斷斷續續的獵徑，抵達一落千丈的瀑布頂端（後來通稱「瀑頂」），悠閒地坐在巨石頂端向北遠眺。他們也走到了當年千千岩助太郎教授留下那段描述時所行經的那片「碎崖地」，看到那「數層瀑布落下」，「其壯觀莫可名狀」。而隊伍中的陳永龍學長，用他所攜帶的相機，擔任近距離為這瀑布留下影像的第一人。那就是本文一開頭所提到，1989年，我在倪其彬學長家裡舉辦的那場登山社聚會中，所看到的那些攝人心弦的幻燈片。

---

1991年，台大登山社出版《丹大札記》一書，公開此區域數支探勘隊伍的行程記錄與照片，這本書的封面照片，就是陳永龍學長所拍攝的，巴羅博瀑布的最上三層。《丹大札記》更進一步觸動了許多其他大專院校的登山社員。接下來十餘年，他們陸續組隊前來近距離觀看巴羅博瀑布，宛如一批又一批的朝聖者。欣賞瀑布的最佳位置，還被命名為「世紀觀景台」。

1999年發生921大地震，山區道路嚴重毀損，台灣的登山活動因此沉寂約兩年，而大專院校登山社團造訪巴羅博瀑布的熱潮，也從此逐漸退卻。或許是《丹大札記》的影響力日漸淡化，也或許是因為巴羅博瀑布的漏水問題，在921大地震之後，變得更為嚴重。

要知道巴羅博瀑布為何漏水，你得先知道它究竟是怎麼形成的。

對此，我們倪其彬學長有個大膽的推測，他認為巴羅博瀑布上游的溪床，曾經都是巒溪（註七）的一部分。但因為巴羅博溪激烈的向源侵蝕，造成一連串的河川襲奪，這些本屬於巒溪的水，琵琶別抱，到最後改以瀑布的形式直接從岩壁上「摔落」數百公尺，華麗出場，成為巴羅博溪的新主流。

這猜測需要地理地質跡象來佐證。

現在，巴羅博溪又有一條小支流，以其激烈的向源侵蝕，攻向巒溪河床，而那關鍵的戰場，就是《丹大札記》之中所描述的「準襲奪點」（下圖紅圈處）。如今二者的分水嶺只剩下二十幾公尺高，巒溪的地下水脈，已有部分轉投巴羅博溪，顯然河川襲奪應在不久後即將發生。但我們不知能否在有生之年見證此事，看到另一個數百米大瀑布的誕生。

看了一個現在進行式，接著我們再看一個過去完成式。

剛提到倪其彬學長那大膽的推測，其實，它在等高線地圖上有個強力佐證。在「準襲奪點」的東側，巒溪的一條小支流，它有不符合其水量的深鑿河谷（上圖藍線處），實際上你仔細看之後會發現，那是台灣溪流中游典型的掘鑿曲流地形，只是它現在是乾的。

我們幾乎可以確定，那就是古老的，未發生河川襲奪之前，古巒溪的主流河道，而這條古河道的更上游部分（上圖紅線處），好幾公里的古河床，現在都已經崩掉，只剩下巴羅博瀑布上游的那一段。巴羅博溪把這數百公尺厚的土石都帶走了，真是好可怕的清運能力。或許，現在濁水溪下游，彰化雲林這一帶的土壤，有很大比例都來自於這裡。

看了這個過去完成式，接著我們再看另一個現在進行式。

現今巴羅博瀑布的瀑頂，位於一片堅硬岩壁的最頂端，這片岩壁面向北方，而它的西側330公尺處有一塊較為破碎的岩層，這個區域的風化，或說是向源侵蝕，比起瀑頂岩壁區域更為劇烈。但瀑頂上游約有500公尺的彎曲河道，整體是東西向而平行於瀑布旁的崩壁區域的。因此，這邊有另一個關鍵的戰場，一個也只有二十幾公尺落差的「準襲奪點B」。

而從北面的岩壁與崩壁來看，這個「準襲奪點B」位於瀑頂西側約330公尺處。一旦這個「準襲奪點B」被擊穿，現在的巴羅博瀑布將會消失，而這「襲奪點B」之下，很可能誕生一個新的百米瀑布，它是否壯觀就要看底下岩石的結構而定。但這次，襲奪者與被襲奪者都叫做巴羅博溪，這樣的「自我襲奪」，或許更適合的說法就是單純的河川改道。

而現今巴羅博瀑布的漏水問題，就是在「準襲奪點B」附近，巴羅博溪向源侵蝕太激烈的結果。在「準襲奪點B」附近某處，瀑頂上游的河道底下，地下岩盤有個破洞，這個破洞會引出固定流量的水，最後從瀑頂西側330公尺的崩壁區湧出，到瀑布下段又再匯入。

當瀑布上游的巴羅博溪，其水量大於這個破洞的開口，部分溪水被從破洞吸入成為伏流，然剩餘的水依舊會流過那五百公尺的河道，由岩壁頂端落下，成為壯觀的巴羅博瀑布。

瀑頂可見瀑布下方一個接一個的深潭，以及西側來會的地下水流。向《丹大札記》中陳永龍學長的照片致敬。

而當瀑布上游的巴羅博溪水量小於這個破洞，溪水就會全部變成伏流，巴羅博瀑布的上面幾層就因此乾涸。

921地震之後，除了瀑頂那顆房間大的巨石消失，巴羅博溪床的這個破洞似乎也變大了一些，漏水問題更嚴重，因此，巴羅博瀑布乾涸的時間變多了。

我們不知道何時將跟巴羅博瀑布的景觀永遠說再見，只能好好把握當下。但是現在要看到巴羅博瀑布壯闊奔流的模樣，也必須要挑選雨後，巴羅博溪水豐沛的時節。

我在大學時期，21歲那年1991夏天所安排的巴羅博瀑布朝聖行程，遇上了颱風鍛羽而歸。之後結婚生子，發福再減肥，重新找回登山能力，25年後的2016年夏季，我再次組隊前來朝聖。但還是不巧，那年看到的瀑布水量教人不太滿意。

之後2017年，我又再次組隊前來，這次才終於看到巴羅博瀑布「其壯觀莫可名狀」的模樣。2019年又挑了一個溪水豐沛的時節，再與二位好友前來空拍。這個18歲那年決定的今生必訪之地，我在46歲、47歲與49歲，一共來了三次，總算覺得「比較滿足」了。

我知道陳永龍學長發布在《丹大札記》一書中的照片，都是用一支55mm的鏡頭所拍攝，而當年攝影器材的畫質有所侷限。在2019年這趟行程，我特別攜帶了當時可負擔其重量的，而畫質最細膩的相機，前來拍攝相同的場景，向陳永龍學長的這些經典照片「致敬」。這也就是我《丹溪掠影》攝影集伴隨發行的那六幅海報，其中三幅影像的由來。

瀑頂的綠色隧道。向《丹大札記》中陳永龍學長的照片致敬。

而比對《丹大札記》一書中的照片，另一個有趣的發現則是，三十年前與後，巴羅博瀑布的層數，以及每一層的水流姿態，竟也有所不同。

---

三十年，除了影像的畫質可以更細膩，看出時間所帶來的變化，另外，文獻的解讀也有了新進展。

我不懂日文，也不擅長搜尋這些文獻資料，但近年有位山友謝英俊先生，他致力於翻譯日治時期的登山相關文獻。而看到這篇他所翻譯的〈秀姑巒山‧烏拉孟山‧丹大山縱走〉之後，我突然理解到，千千岩助太郎教授1937年的這趟行程，在台灣的登山史上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，它甚至隱約記載了當時郡、巒與丹三個群的勢力範圍邊界。

在這裡，我們先只談跟巴羅博瀑布名稱相關的部分。

千千岩助太郎教授行經巴羅博瀑布西側的所謂碎崖地之時，天候不佳，雲霧環繞，他並未親眼目睹瀑布的完整全貌，也未詢問布農族人對這瀑布是否有特殊的稱呼。

而我在仔細研讀此紀錄後的判斷是，當年這個瀑布位處於丹群和巒群的勢力範圍邊界處，它原本可能就像丹大山一樣有兩個不同的布農地名，卻也可能丹群和巒群都沒有為它命名。但就算它曾經有布農地名，最後都沒有被流傳或保存下來。

同時我也發現，千千岩助太郎教授採集到一個重要的地名「哈希侯岡」，那就是現今山友所稱的嘆息灣。

但我發現岳界前輩們還忽略了一件事，千千岩助太郎教授有採集到「九華山西峰」的布農名稱，也就是バロラホン(Barorahon)，「巴羅拉宏」。

我不懂布農語，「巴羅拉宏」跟「巴羅博」這兩個字詞之間究竟有無關聯，我不敢妄自猜測。

「九華山西峰」和「九華山」二者都沒有測量基石，但以現代精確的測量結果，其實「九華山西峰」比「九華山」還略高約二十公尺。以一般山岳命名習慣，其實「九華山西峰」才應該是主峰，「九華山」應當是副峰。

命名「九華山」的岳界前輩邢天正，當年若有看懂千千岩助太郎教授1937年的這篇記錄，也知道兩座山頭正確的標高，我相信他會用「巴羅拉宏山」稱呼現在所謂的「九華山西峰」，用「巴羅拉宏山東峰」稱呼現在所謂的「九華山」。

我不認識邢天正前輩，何以有此自信？

邢天正是完成台灣高山百岳的第一人，他對台灣的高山投注了極深的情感，還依其山形予以分類等等。但他並不是到處征服，然後為山頭取名字的那種人。千千岩助太郎教授1937年的這趟行程，繞過了中央山脈主脊的一段，因此漏掉了一座現在被稱為「烏可冬克山」的山頭。而這座山頭正確的布農名字「烏馬冬克」，就是邢天正前輩所採集的。

如果邢天正前輩知道「九華山西峰」有個布農名字叫做「巴羅拉宏」，他應該就不會把隔壁的副峰，依其故國懷念，命名為「九華山」了。

日本政府繪製地圖並為山岳命名之時，就已經大量採用了原住民的地名。而日治時期的學者鹿野忠雄，還有千千岩助太郎教授，也都在其登山旅程中不斷採集布農族的地名稱呼。戰後的登山前輩如林文安、邢天正等人，同樣也會詢問原住民嚮導，是否知道族語的地名稱呼，並將之保存於登山紀錄中。

使用最早所知的地名，避免以為自己征服了山頭並隨興地為之命名，那是一種風格，一種態度，一種生活情調。透過這種風格，我們跨越時空與包含原住民在內的登山前輩，那些前人的足跡建立起連結。站在他們這些巨人的肩膀上，我們看得更遠，島嶼所有的山峰，被一條條的山徑串連。我們人類的知識，是一棒接一棒，一層疊一層，只有傳承，沒有誰征服誰。我們，面對這以人類生命尺度來說是相同的，不變的山水，流露出相同的態度，擁抱著相同的生活情調。

因此，日後我不打算繼續使用九華山、九華瀑布這些名稱了。我只稱它為巴羅拉宏山、巴羅博瀑布。

空拍所見由巴羅拉宏山西側洩下的巴羅博瀑布

---

註一 ：
1930年發生了慘烈的霧社事件，日本政府對其原住民治理政策進行檢討。之後在1931年，日本政府指派了一項特殊任務給所有的警察，讓他們對山區的原住民部落，進行詳細調查並彙整報告。其後由「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」發表〈高砂族調查書——蕃社概況〉（最新的中譯本是在2011年由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編譯印刷發行）。

註二 ：
在1919年，疑似因西班牙流感傳入之故，造成巴羅博社男性52人女性28人死亡，人口數銳減。到了1927年，又有5人參與丹群對日本政府的反抗，因此家屋、財產與糧食遭燒毀。〈高砂族調查書——蕃社概況〉中沒有記載，但最後巴羅博社所有居民，或許是跟隨丹群的大多數人，在1933到1937年間依照日本政府的「集團移住」政策，遷至現在花東縱谷附近的馬遠村。

註三 ：
通事是大清國時代所留下的一套制度，這個角色可說是一個翻譯人員，負責傳達大清國的政令，但他另一個身分卻是貿易商，這通常才是他最主要的謀生工作。通事一般由熟悉原住民語言的漢族，或由其跨種族混血而熟悉兩種語言的後裔出任。他們掌握了山區第一手的資訊，也包含了所有地名。

註四：
或許是因為戰後接收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，其地圖繪製者，沒有參考日治時期的文字資料，「巴羅博溪」在中華民國時期出版的台灣地圖上面，被改稱為「丹大西溪」。

註五：
丹大溪這個名稱其實頗有可議之處。這條溪，為什麼不是稱為「丹溪」，或是「丹社溪」呢？為什麼要多出「大」這個字？

這或許是通事與日本政府在溝通上所發生的問題。

「丹群的大社」，或說是母社，被通事中譯為「丹大社」，但它並不是一個叫做「丹大」的社。或許是因為負責的通事不同一人，為「大社」特別加上一個「大」字，這個命名規則，對於布農族的五個群，並非統一適用。北方的卓群與卡群，其大社就稱為「卓社」與「卡社」，而南方的巒群、郡群與丹群，其「大社」稱為「巒大社」、「郡大社」與「丹大社」。

然而日本政府的雇員根據通事所繪製書寫的資料，光是從漢字來解讀，並無法看出「大社」對於布農族原住民的特殊意義，或許就因此，日本政府的基層官員就把它當成叫做「巒大」、「郡大」與「丹大」的三個社。連帶在日治時期就已經出現了叫做丹大的溪與山。

而山川命名的規則，對於布農族的五個群，也無法統一適用。北方的卓群就有「卓社大山」，卡群有「卡社大山」以及「卡社溪」，邏輯上非常混亂。

到中華民國政府接收台灣之後，「大」字這個錯誤用法，又變本加厲，出現了「郡大林道」與「丹大林道」。

1980年代有一張政府發行的比例尺五萬分之一等高線地圖，它的圖名就是「丹大」，或許是因為這張圖上面沒有著名的山川，繪圖者看到舊社附近標註有「丹大」二字，就以之為圖名。登山者也因此習慣把這張地圖所涵蓋的山域通稱為「丹大」，或所謂丹大地區，丹大山區。

雖然台灣登山界的前輩楊南郡先生，早已對此問題提出指正，但因為地圖繪製單位並沒有注意到並改正，這個莫名其妙的「大」字，在這片山域，製造出一堆語意完全錯誤的中譯地名。而布農族人自己也沒有細究其中的問題，將錯就錯沿用同樣的中文翻譯。

我的看法是，「大山」這個概念是比較可以接受的。除了「大山」，日治時期還有以卑南族來命名的有「卑南主山」，這個稱呼的意思可解釋為他們有很多山，而其中主要者或最高者為「大山」或「主山」，這座山有時亦帶有邊界的意義。但「大溪」這個稱呼以中文來說就太奇怪了，在台灣出現「大溪」這樣的地名，都是形容溪谷寬闊，並非表示這是一條主要的溪流。台灣真正主要的，或者說是「大」的溪流，通通都叫做濁水溪或淡水河，並沒有加上「大」這個字。

因此以布農族自身對於大社的命名規則，以及中文的語意一起綜合評估，就像丹群這個詞一樣，「丹大溪」比較正確的稱呼應該是「丹溪」或「丹社溪」，「巒」與「郡」亦同。

註六 ：
「可樂可樂安」與「天南可蘭」這些詞彙被登山圈運用，就表示戰後的台灣省山岳會，必定有一位精通日語的登山者，他曾看過日治時期台灣山岳會的刊物。但當年並沒有現在的百岳縱走路線，地圖也是管制資訊，只有極少數登山者熟悉這片山區的地形。要對千千岩助太郎教授1937年的這趟行程做出正確解讀，需要同時兼備日語以及熟悉此山區這兩項條件，而當年並沒有這樣的人，這應當就是「盧利拉駱」、「可樂可樂安」與「天南可蘭」這三處地名被誤植的根本原因。

「可樂可樂安」是一處險地，其實它是指現在所謂的「斷魂稜」，而後台灣山岳會欲將1916蕃地地形圖上所有獨立標高點賦予山名之時，以此稱呼現今的「斷稜西山」。而「天南可蘭」是山名，但其正確的位置是現在所謂的「紅崖山」。「盧利拉駱」是山名，但其正確的位置是現在所謂的「盧利拉駱山西峰」。而現在被誤植的「盧利拉駱山」，它正確的名稱是 アナベオン(Anabeon)「阿那貝翁山」。

註七：本文不用巒大溪一詞，改稱巒溪。